雇人如流水，裁人如切菜｜工劳小报 #44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变动，许多企业为了削减成本而大规模裁员。员工不得不应对突如其来的失业和收入减少，同时还要处理职业生涯中的巨大变动。本文通过对几个不同行业裁员模式的分析，想要探讨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用的策略及其对员工的影响，并审视企业在应对经济波动时对员工的责任和义务。

新能源汽车行业：大幅扩张与急刹车

随着新能源车企竞争白热化，曾经急于扩张的公司纷纷踩下急刹车，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风险。

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理想汽车计划裁员18%，近6500人，赔偿方案是N+1。理想在去年订单不断攀升时迅速扩充员工，高薪挖角和校招。然而，今年销量增长放缓，尽管公司仍有大量现金储备，但由于预期回报可能不如预期，仍决定大刀阔斧地下手裁员。有消息指出裁员的主要对象是HR部门和研发部门。HR部门的裁员是由于员工招聘业务达到饱和，研发部门的裁员则和理想的业务调整有关。此外理想给的赔偿只面向正式员工。同样面临裁员的外包员工则不在补偿范围内。（来源1、来源2）

理想这样的资金运转正常的头部品牌尚且还能给出一定裁员补偿，一些陷入停产破产的企业则不但没有赔偿，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欠薪。2022年2月威马汽车停产裁员，停交社保，员工在公司门前拉横幅讨薪（来源）；2023年2月爱驰拖欠工资断缴社保，员工被要求“自费上班”，2000人网上集体讨薪（来源）；2024年2月，高合停产6个月，员工聚在公司门口讨薪。（来源）

传统制造业工厂：“以退为进”逼员工辞职

2023年11月，富士康发布通告称，在全国富士康厂区推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看似遵守劳动法，实则是为了变相降低加班费支出，逼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的工人“提桶跑路”。有富士康工人称，“每年都这样，旺季一过，就调整到8小时”。淡季减少加班费来砍掉不需要的工人，旺季订单多又大量扩招工人。富士康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支付裁员赔偿，让工人“自动”离职。（来源）

互联网公司：“毕业”和“大礼包”

2024年1月，有媒体报道称，网易从去年12月开始就启动了大规模裁员，主要集中在传媒和游戏两个板块。裁员幅度为10%-50%。网易传媒赔偿N+1，网易游戏的赔偿是N+3。裁员的原因据称是“盈利不达预期”。有员工透露在去年招了200多人的项目组到今年已经裁完了；之前几十人的对接群，自己走的那天只剩2个人（来源）。就在内部整组被裁员的同月，网易新闻发布了讨论农民工工作生活的纪实短片《如此打工三十年》，几天后被下架。

互联网公司的员工用一种诙谐的态度称被裁员为“毕业”，拿到N+1补偿则被戏称为“大礼包”。这种称呼是员工对自称扁平化管理的互联网公司的调侃，也是互联网公司裁员如此频繁、普遍情况下员工的心理写照——去任何一个公司都可能被“降本增效”、“结构优化”，不如期待一下拿补偿走人。

观察这些企业的裁员手段，尽管行业不同，规律却是相似的：在市场扩张、订单充足时期，企业投入资金雇佣大量人手扩展商业版图；一旦资本的扩张停滞，就立刻割掉回报低的部门员工来降低成本；资金链尚未断裂的企业会用各种手段让员工接受公司提出的补偿标准，而非正式工和外包人员的补偿情况更很少听闻；而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则连员工的基本工资都拒绝支付；在裁员启动初期，企业大多会否定媒体报道的裁员消息，直到进入正式裁员程序快速裁掉员工后才承认消息，导致很多员工被裁措手不及。

黑龙江货物列车碰撞施工人员，致6人遇难

6月4日，42109次货物列车运行至绥佳线汤原—望江下行区间，与不该出现在下行线的施工作业人员发生碰撞，现场造成2人遇难，4人受伤，4名伤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我们不禁想问，在有严密的安全规章和施工计划下，是什么导致作业人员能够进入正常运行的下行线？阅读原文

辽宁尘肺病工人连日讨薪无果，被迫登上楼顶抗议

6月4日至5日，因位于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仁义屯村桥东的连山钼业（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尘肺病工人三个月工资，导致工人们无钱购买其治疗所需的药物，工人们连续两日前往公司讨薪。据视频画面显示，因公司无人接待，大批工人滞留在公司门口，更有一些工人被迫登上顶楼进行抗议。阅读原文

施工坍塌事故或将追究实习生刑责，官方：未及时送达法律文书

5月初，济南市应急管理局最近发布了关于“大明湖排水分区项目‘12.30’较大坍塌事故”的调查报告。报告建议对一名担任工区项目部质量员的实习生追究刑事责任，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有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实习生未及时将重要的停工指令法律文书传达给施工队伍，次日发生了事故，因此ta承担了主要责任。针对实习生是否应该独立承担工作中的重大责任事故，律师表示这取决于实习生的工作性质和职责。阅读原文1、阅读原文2

理想汽车裁员影响产品测试，部分被裁员工被召回

6月初，有网友爆料称，理想汽车在五一假期后因降低成本而进行了大规模裁员，总比例超过18%，预计超过5600人受到影响。仅一个月后，受裁员影响的产品研发测试人员中的一部分被召回，但之前协定的赔偿不会支付，合同也将延期。理想汽车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阅读原文

哈尔滨外卖员电线杆旁倒地身亡，疑似因触电倒地

6月13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学院路附近的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外卖员倒毙在一路边的电线杆旁，其电动自行车则被积水淹没。警方和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死亡原因。有网友发布视频声称可能是因为电线杆漏电导致外卖员触电身亡，但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却否认电线杆漏电。阅读原文

网约车平台“抽成”近50%，相关部门回应：企业自身决定

6月初，北京一乘客发现自己打车订单被平台转包后，抽成高达44%。按照国家规定，网约车抽成不得高于30%。然而网约车平台通过多平台转包，避开法律法规。随后乘客张先生将其投诉到相关部门，但工作人员回复“抽成多少由企业自身决定”。阅读原文

货运平台规则界限模糊，司机被派发超载订单，拒载反被扣分

6月初，据大量货车司机反映，货拉拉、运满满等货运平台遍布超载订单，以小车价格派发大车货物，司机拒绝运送反倒遭到平台扣分，影响接单。同时，平台充斥货运“黄牛”，接单转卖，从中赚取差价。多名司机抱怨平台不作为，没有尽到监管职责，使其承担了风险。平台回应：货车具体载重多少需要司机与客户相互协商。由此可见，平台规则界限模糊，将其责任转嫁到司机与客户身上。阅读原文

不公判决：劳工行动者王建兵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6月14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雪琴和王建兵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雪饼案”）一审宣判：黄雪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建兵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王建兵，1983年生于甘肃天水，是一名从事公益事业16年的独立公益人士。自2005年毕业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乡村教育、公民教育、社会组织培育、残障人士赋权及职业病工友的社群支持等工作，长期活跃在社群和行动的前线，是一位坚定而低调的社会行动者。

遗憾的是，大多数关于“雪饼案”的报道主要集中在黄雪琴身上，而低调的劳工行动者王建兵则被简单提及或被完全忽略。这同时也反映出社会长期以来对阶级和劳工议题的忽视。事实上，“雪饼案”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是王建兵每周四在家中组织的日常聚会。在经历了过去十多年的公民社会低迷后，王建兵认为重新凝聚社群、促进青年行动者的网络和互助至关重要。他希望通过定期聚会，重新建立联系，探索新的公民社群行动方式。阅读原文

I. 显微故事 | 这一代95后蓝领：做日结、药物实验，羡慕在大厂内卷的同龄人

文章通过对几位95后的采访，探讨了工作、生活、情感等多个问题，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一面。有人为了500元参加药物人体试验，尽管不清楚试验的合法性，只要有钱，其他一切似乎都不重要；有人为了给患病的母亲治病，不惜奔波半个中国打工，与试图克扣医疗费用的中介纠缠不休，深陷绝望与无助之中。尽管ta们年轻，却同样面临贫困的困境。阅读原文

II. 工事有料 | 难以接近的故乡：外出务工者受阻的返乡路

回家难一直是国人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许多外出务工的人仍在重大节日选择不回家过节。文章通过描写工人返乡时遇到的困境，让我们看到了ta们返乡的巨大困难。从买不到车票，到拼车被骗被宰，每一个故事和细节都反映出国内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劳动者的根本不平等和忽视。城乡的割裂与户籍制度，使得两代人分隔两地，不得不在仅有的假期全家出行探亲；这也让劳动者无法在任何地方稳定生活，被迫在城乡之间流动。公共交通业的发展对普通劳动者的忽视，使得工友返乡时不得不选择非正规、高风险的方式。劳动者返乡相关的社会保障缺失，导致灰色市场肆意发展，违规运营、欺诈、危险驾驶频发。难的不是返乡，难的是尊重。阅读原文

III. Hope学堂 | 职校生说：从珠宝厂到酒店前台的职业探索之路

职校生以第一视角带你了解打工人的成长探索之路。作者详细记录了自己从2019年毕业至今的每一份工作经历，从珠宝加工到酒店前台，中间换了不少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和细节。作者频繁换工作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点：这些岗位全都是高强度低收入，还伴随着各种安全隐患及尘肺病、关节炎等职业病。无论是环境恶劣的生产线，还是看似轻松的服务业，作者所面临的都是无法享有的假期和不存在的私人时间。阅读原文

IV.深耕纪 | 铁路员工自述：关系决定收入，管理依靠罚款

华北某地小车站的一名铁路工作者揭示了自己所在铁路部门的问题，向我们展示了其中的腐败与管理松懈。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铁路部门的许多岗位工作相对轻松，但这些岗位通常都留给有关系的人，有关系的能拿到钱多事少的岗位，没关系的则只能做辛苦的工作。此外，该单位在管理上缺乏标准和制度，通过各种理由罚款来制约工人，让底层工人因为担心被罚款而不敢放松，从而达到管理目的。阅读原文

V. 中国劳动趋势 | 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这篇文章以2014年为界，通过分析网络公开资料，如机构网站介绍、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探讨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的演变。作者指出，面对国家对劳工NGO的持续打压，其维权和直接服务工人的活动显著减少，而各种服务项目则日益增多。劳工NGO的整体活力、曝光度和影响力也有所下降。文章试图从数据角度来理解近年来中国劳工NGO的变迁，是一个重要维度；但劳工NGO转变所映射出来的问题并不单仅仅是国家打压这一唯一因素，NGO团体内部的问题和关注议题的单一性等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讨论。阅读原文

VI. 南方周末 | 为了多领养老金：上百农民“买社保”，陷入中介生意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月领取金额差距巨大，最高可达近十倍。许多农民由于没有就业单位，无法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只能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仅能领取约135元的养老金，难以维持生计。为了满足农民对提高养老金待遇的渴望，一些中介产业应运而生：通过帮助农民与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公司挂靠，进行一次性“补缴”15年社保费。然而，农民交给中介的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实际缴纳社保，大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当各地的中介骗保产业链被曝光后，农民们发现ta们的劳动关系被否认，养老金被停发，而且交给中介的钱也无法追回。制度性歧视使得农民们没有合法渠道提高养老金待遇，被迫铤而走险，最终在中介的骗局中损失惨重。阅读原文

VII.工事有料 | 职校生实习背后的层层压迫

通过职校实习生的遭遇，本文揭露了职校实习中存在的不法牟利和对学生的极端压迫。文章详细介绍了职校生在工厂实习期间从工资、工时到伙食、住宿等方面遭受的全面剥削和压迫。校企联合蛇鼠一窝，不把职校实习生当作正常的劳动者，而是将ta们视为敛财工具，肆意妄为。阅读原文

1、内蒙古大学：《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2、麦可思：《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24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3、牛客：《2024春季校园招聘白皮书》

4、智联招聘：《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加大工业投资的同时，大幅降低积累率，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却不相应提高销售价格，加上工人工资、福利和补贴的开支增长过快和外债高筑等问题，致使在1979-1980年，财政持续出现巨额赤字[注2]。政府为了解决债务问题，选择增发货币，导致城市物价，尤其是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日益上涨的物价侵蚀了城市居民在前两年工资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有限增长，使得民众入不敷出，一些老工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生活福利如破瓶盛油日日少”[注3]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和幸存的民主墙地下刊物均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进行了广泛报道，在中国工人群体中迅速产生回响。在1980年秋至1981年初期间，上海、武汉、太原、哈尔滨等主要工业城市发生了罢工、怠工、游行、组织独立工会等形式的劳工骚乱，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趋势。据报道，在1980年秋季，北京爆发了20-30次示威和罢工事件[注4]。劳工动乱的原因是由于物质生活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以及对重新组建起来的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未能真正起到代表或保障工人利益作用的极度不满。波兰团结工会事件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意志，从最初希望在官方控制的工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到最终认识到工人必须要拥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的工会。

上海横浜街道汽车修理厂的青年工人们赞扬波兰工人罢工的勇气，认为独立工会能为工人发声，敢于与漠视工人权益的执政者对抗。他们批评中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抱怨自己作为政治地位低、福利待遇差、劳动条件艰苦的街道工人，如果工会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将考虑退出工会。上海纺织机械公司机配件三厂的工人对新办集体企业的工资政策感到不满，威胁厂方如果不解决问题，他们将成立独立工会进行抗争。部分激进工人甚至声称，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将采取极端行动，将要爆发波兰事件，甚至考虑炸毁锅炉房[注5]。在上海新风色织厂，新近入职的五百多名返城知青同样不满于自己所处的工资等级，自发组织代表大会，选出来34名代表与领导层进行集体谈判。一些激进的青年工人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领导层不会回应他们的要求，并在会议后拆下厂牌，扬言要闹到市政府[注6]。新风色织厂工人的这一行为被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王子明指责为文革式的串联[注7]。学者张跃然认为，1980-1981年的劳工动乱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更为公开的行动上，躁动不安的气氛在工人群体中的普遍蔓延，促使更多工人以更具创造和隐蔽的方式在车间内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有的工人在选举职代会代表时选票上写上“莱赫·瓦文萨”[注8]或者公开宣布要发表竞选演说[注9]。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中决意废除党管企业的模式，虽然他更倾向于创建技术精英阶层，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对其他管理方式摆出了“试一试”的态度。有野心而无威望的赵紫阳在8月升任国务院总理后，为了争取政治资本，向邓提出了更为自由化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随后在44家企业进行试验。这一试验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非试点企业工人对其表现出极大兴趣，引发工厂内思想上的动荡，助长了工人动乱和斗争积极性。

虽然这一波工潮规模有限，并未发展为跨地域、跨行业、跨工种的集体行动，但工人们要求成立国家和党直接控制之外运作的独立工会组织所具备的政治性质，引起了还活在文革阴影下的党高层和基层干部的担忧和恐慌心理。尤其是少数青年工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并非完全错误的，因此失败后还要发生第二次，第三次[注10]。在1980年9月的人大会议上，彭真指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随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将以上以上“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删除[注11]。

10月10日前后，波兰愈演愈烈的罢工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导致党高层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开始重视并认为中国可能出现波兰事件，对企业改革的态度也急转直下。党内保守派的声音占据上风，他们担忧如果将权力过多地转移到工人参与和基层选举机制中，工人的抗议有可能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发生中国的团结工会运动。因而涉及企业民主选举等议题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认为不合时宜，围绕文件的宣传和讨论在1980年年底暂停[注12]。

虽然党内担忧“波兰病毒”在中国工人中蔓延开来，但不会真正满足工人的民主诉求，而是采用逐步压制加部分让步的策略。邓小平将持续的工人动乱，包括成立非法组织和发行非法刊物等行为，归结为“文革残余势力借用民主法治的民义搞破坏”，并威胁称，如有必要，可以采取镇压行动[注13]。

进入 1981 年，动乱势头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党高层在遏制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验，重新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不得不开始重视全总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如何安抚工人的意见，提高工会拥有的权力，来代表工人利益，并在7月颁布了《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避免工人对独立工会要求的进一步增长。虽然条例规定的一线工人在职代会代表总数中的比例从60年代中期的75%降至 60%，但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81-1983年，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职代会的制度化平息了这一波工潮。工人们可以通过职代会行使有限的民主权利，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并在工厂选举中产生影响。

本篇工运谈脚注较多，无法放入本期小报内，但会放入合集中，欢迎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判决：“旷工”认定不可任意扩大，非法裁员仍有维权空间

广东某公司职工黄某，因在外开展业务而拒绝参加公司提升培训。公司依据内部《员工手册》将其缺席视为旷工，并以此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不应随意扩大解释内部规章制度中影响劳动者权益的相关条文。因此，判决该公司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提出的各种内部要求，都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若劳动者遭遇不合理的规章和要求，甚至因此遭到非法解约，可积极寻求仲裁、申诉和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阅读原文

判决：中暑维权难，工伤终认定

2018年7月，工人罗某在工地晕倒，经医治无效死亡。他的家属希望申请热射病（严重中暑）的职业病工伤保险。经过长达六年的维权努力，最近罗某的家人成功争取到了工伤认定。本案的难点在于确认“职业性中暑”，即劳动者损伤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成功的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案例并不多见，劳动者在中暑维权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保留好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对明确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及申请相关补助都至关重要。阅读原文

指南：各地高温补贴政策

进入6月以来，国内多地逐渐进入高温酷暑期，对于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劳动者，依法应享有高温补贴。由于各地的政策和细则不尽相同，劳动者应留意当地的政策情况，确保了解自己应得的高温补贴。此外，劳动者还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根据法律规定，高温补贴应以货币形式支付，用人单位不能以提供防暑降温物资（如凉水、抗暑药物等）来抵消补贴责任；二是若因高温作业或高温天气导致中暑并被诊断为职业病，劳动者可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阅读原文

书籍：《青春絮语——打工仔打工妹情简》

1990年代初期，千千万万个年轻打工者来到深圳谋生。在官方的主导下，产生一批鼓吹个人奋斗的打工文学。本书编者安子便是当时通过积极靠拢主流文化，获得成功的代表人物。她从流水线工人一跃成为明星人物，直至成为打工者的老板。

安子成名后在深圳报纸、电台开设打工者信箱，收集并回复读者来信。本书即是这些信件的集合本。她以“每个人有做太阳的机会”为口号，用“理想”和“希望”，为打工者提供“精神的安慰”和“心理上的平衡”，暂时忘却劳累、冷酷的工作生活。

但从书中约九十封来信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安子对打工仔、打工妹们苦口婆心灌输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能遮掩当时在这个新兴资本城市不断发展的各类社会矛盾：有通过辛苦劳动获得金钱的喜悦，但更多因枯燥单调的工作而陷入更深的人生迷茫；有通过博取主流认可向上攀爬的个人奋斗，但也有更多依靠团结争取尊严和收入的行动；有远离故土思念亲人的乡愁，也有年轻人之间的爱恋恩怨；有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区隔，也有户口制度产生的不公；有被管理、主家欺辱骚扰的打工妹，也有因贫穷而发愁婚娶的打工仔……

阅读这些来自当年打工者的亲笔信，可以帮助今天读者了解他们的遭遇和心境。有心的读者更可以和现在打工人的处境状态做个比较：三十多年过去，变了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阅读链接

8名女工乘坐冷藏车下班，不行缺氧罹难。苛责司机之外，我们应该看到这悲剧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公共交通网络系统难以支持基层工人的出行。

对昆山是真的很失望，到处都是工厂搬迁，工厂倒闭，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没有工作找工作的人，上面的人不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高高在上，不管他人死活，依旧变着法子压榨下面的人，一天到晚为一点蝇头小利沾沾自喜，真是可悲。

错把工厂当成梦，做尽半生尽是空。
初识此处无人烟，灯火万家却无缘。

来自《打工日记·01｜搬厂潮下的失落与无奈》

现在很多营销号或者家政公司都喜欢用‘钱多事少、工作轻松’吸引别人入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有被孩子打过、被骂过，（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也很难搞。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心惊胆战。

家政阿姨签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当个普通小白领，有什么问题起码可以去仲裁，家政阿姨是没有这种保障的。

来自《涌入家政行业的年轻人》

当我想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随便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先就业再择业”时，却看到很多人说“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之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当我决定gap一年，找一找人生的方向，就会刷到“gap一年，彻底被就业市场抛弃”的帖子。当我觉得人生一片灰暗再也没有指望，仿佛所有的路都荆棘密布时，又会看到“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等开解人的话语。当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时，则又被“在结构性的因素面前，个人能动性微不足道，你应该怪就业形势”等话语给说服了。

来自《25岁，我开始“假装”有工作》

我本科是个普通的二本院校，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类的专业，但我这个专业看似是个万金油专业，实际上“二本院校”毕业几乎没有什么出路，所以找工作处处碰壁。我工作了三个月，每份工作的工资都不到3000元，最近这一份只有1800一个月。而且我干的工作只有库房管理、销售、服务员这种所有人都能干的，周围都是初中、中专毕业的人，我感觉十分自闭和郁闷。在这些工作中，仓库理货我力气不够大、卖衣服我熨衣服动作很慢、销售我思维跟不上、一直在被骂和否定。

来自《粉领子毕业月薪3000》

本期小报周期（2024/06/04 - 2024/06/18）

撰稿：三不沾、小四、超级64、马乙己、小红、文森

编辑：布迪

校对：Xay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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